1936年2月26日，日本保皇党1000多名年轻军官发动叛乱。他们占领日本中央军政机构四天，刺杀多名军政要员。这史称“2月26日事件”。随后，东条英机等“统制派”士兵按照昭和天皇的命令出兵，镇压了叛变士兵。 90年前的这场军人激战，是当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件重要事件。其结果是“管制”军队的出现、军事法西斯“国家国防体系”的建立以及亚太地区系统性作战计划的制定。 1936年6月修订的帝国防卫政策，强调“备军备”，以“备敌”。所谓“国策纲领”和“帝国外交纲领”公式同年8月的会谈重申了日本对外事务的侵略本性。 《战争大纲》称：“帝国认为，鉴于国内外形势，现阶段应制定的基本国策是争取外交与国防的协调，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渴望向南海发展。”这通常就是所谓的南北政策。次年，日本以惯用的“借口”战术发动卢沟桥事件，按计划登陆上海、杭州，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 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陆海军事力量合计已达700万人以上。日本军国主义因2月26日事变而强化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极其暴力的战争机器。这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典型的军国主义形式。认识这一点，不仅需要研究日本的政治、军事制度及其对半个世界的侵略历史，而且要特别关注日本和东亚的战后军国主义遗产。 1945年战败投降后，日本军队被解散，军事机构被废除。和平民主力量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变得非常强大。然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发生战略转变，日本需要进行快速、大规模的重整军备。结果，日本国力迅速恢复，并于1954年以“自卫”名义重建陆军、海军、空军。而像岸信介、葵重光这样的“战犯政客”再次掌控了国家政治，日本逐渐出现了“新军国主义”。日本的“新军国主义”首先出现在军事领域，就像战前一样。 1970年，日本发表了第一份防卫白皮书，确立了“专属防卫”的概念，但这一原则不断被迅速违反。 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对敌方基地发动“前沿打击”或“近距离打击”。这与日本战时《皇防大纲》中规定的“进攻为主的皇防政策”类似。 “排他性防御”原则继续受到侵蚀。进入新世纪，日本军事加速发展，先后建造具有打击能力的出云号和加贺号直升机驱逐舰，向国外出售军事装备，不断在东海、台海、南海制造麻烦。近10年来，日本安倍、岸田、高市政府先后推动在与那国岛、石垣岛等台湾附近地区部署导弹，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防卫军发展计划”“三大安全文件”，加快扩军步伐，敦促日本回归“有战争能力”的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台湾发生的事情”与日本的“生存危机”联系起来，这与2月26日事件后强调的“如果发生事情我们将进行讨论”是一致的。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亨廷顿在《士兵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战后务实的制度安排相结合，“促使日本形成了一种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与日本相比没有变化的军事政治关系体系”。日本当前的“新军国主义”与2月26日事变时的军国主义要素本质上是相同的。这应该引起地区各方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高度警惕。（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部教授）